招商局全称为“轮船招商局”，始设于清末，是“官督商办”的股份制企业。民国时期，于1928年改组，成立了招商局总管理处，李孤帆担任总管理处赴外稽核，负责招商局内部审计事务。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，李孤帆对招商局所属的汉口分局、天津分局、积余公司进行了审计清查，查出了许多严重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。
一、招商局汉口分局审计案
1928年4月，李孤帆接受委派，对招商局汉口分局的会计账簿进行审计清查。
通过审查汉口分局的会计账簿，发现了1920年至1928年，施省之担任局长期间如下违法违规行为：
1.购煤舞弊。汉口分局的轮船用煤，是其费用支出的重要事项。自施省之担任汉口分局局长以来，该局购煤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市价。比如：1921年汉口当地的煤价，平均每吨为7.9两白银，最高每吨为8.8两白银，而汉口分局购煤的价格，每吨高达10.25两白银；再如1927年汉口当地的煤价，平均每吨为12两白银，最高每吨为15两白银，而汉口分局购煤的价格，每吨高达17.5两白银。以平均市价与汉口分局账面支付价格相比较，1921年至1927年间，汉口分局以少报多，造成经济损失达20万两白银。
2.铜元折合银两舞弊。汉口分局历年发生的费用都支付给铜元，而汉口分局向招商局报销时则折合成银两计算。汉口分局局长施省之不按市价折合，私定折价，从中谋利。比如：1921年汉口当地的市价，平均每千文铜元折合白银0.445两，最高折合0.69两，而汉口分局按每千文铜元折合白银0.68两的折合率，向招商局报销费用支出。再如：1926年汉口当地的市价，平均每千文铜元折合白银0.2295两，最高折合0.268两，而汉口分局按每千文铜元折合白银0.32两的折合率，向招商局报销费用支出。以市场平均价格，与汉口分局的报销费用支出相比较，自1921年至1926年间，给招商局造成铜元折合银两损失达15万两以上。这样数额巨大的舞弊行为，严重地侵害了招商局的利益。
招商局总管理处根据赴外稽核李孤帆审计查出的上述问题，于1928年5月18日，以“侵占业务上之财产”罪，对汉口分局局长施省之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
二、招商局天津分局审计案
1928年10月，招商局天津分局局长麦信坚辞职，此前麦信坚自光绪三十二年(1906)以来主管天津分局达二十二年之久。为此，招商局总管理处委派赴外稽核李孤帆来津，对天津分局的账簿进行审计清查。
李孤帆来到天津分局后发现，天津分局的会计账簿有许多被隐匿起来，前任局长麦信坚又不据实办理交接，这给审计工作增加了难度。李孤帆就该局所存账簿、凭证进行了审计，并就有关问题开展了审计调查，最终查出了比汉口分局更为严重的违法违规问题：
1.搬运费支出弄虚作假。天津分局在支付货物搬运费用时，以少作多，虚报冒支。1928年2月至10月间，该局账面列支搬运费银76000余两，而实际支付只有28000余两，虚支48000余两，虚支的比率高达63%。经查，自1912年至1927年十几年间，该局共虚支搬运费银35000余两。
2.购煤舞弊。天津分局购煤时用银元支付，而向招商局报销时以银两计算，1928年按天津市当地的行情，平均每银元折银6钱9分，而天津分局报账时按每银元折银7钱3分计算，用此舞弊手段，自1912年至1928年，虚报冒支购煤款65000余两白银；其次，天津分局轮船用煤多在塘沽购买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塘沽煤价低于天津市内的价格，而天津分局向招商局报销的煤价却高于天津市的零卖价格，且天津分局购煤都是趸买，反而高于零售价，其中舞弊中饱行为显而易见。经查，自1921年至1927年间，天津分局报销的购煤开支高出零售价格的银数为48000余两。此外，1928年1月，天津分局报给招商局的会计资料中，有存煤7136吨，价值银52000余两。谁料在同年二月，天津分局报给招商局的会计资料中，毫无存煤。一月之隔，数千吨煤不翼而飞，究其原因，不是被盗就是历年虚报，天津分局局长麦信坚难逃干系。
3.虚报人工费。1928年2月至10月，天津分局会计账簿上列支的十项人工费，虚报的竟有七项之多。如天津分局从未在大沽设栈房，而人工费中，竟有“大沽栈司事薪水每月银十五两”的支出；再如塘沽军米栈，十几年前就被陆军部租用，且该栈房已被驻军拆除，根本不可能雇用司事、员役。而在天津分局列支的人工费中，竟有“塘沽军米栈司事薪水每月银十四两、塘沽军米栈出店二名工食每月十二两”的支出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自1912年至1928年，以虚列人工费的手段，侵吞银54000多两。
根据赴外稽核李孤帆的审计结论，招商局总管理处命令天津分局，对天津分局前局长麦信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?
三、招商局积余公司审计案
招商局下属有一个具备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子公司——积余公司。凡招商局拥有的与航运无关的房地产，均归积余公司经营，如招商公学、招商俱乐部等。积余公司成立于1914年，1927年由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兼任积余公司经理。
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招商局总管理处时，未接收积余公司，至1930年4月，招商局总管理处才接收积余公司，同时委派赴外稽核李孤帆进行审计清查。
积余公司经理李国杰，以该公司系独立经营的企业为由，阻挠招商局总管理处的接收。招商局总管理处根据李孤帆对招商局及积余公司的审计结果，向上海临时法院，对招商局董事长兼积余公司经理李国杰，提起刑事诉讼。
在诉状中，列举李国杰的经济违法犯罪事实为：
第一，李国杰每月领取薪水银500两、车马费50元。他又巧立名目，损公肥私，于1927提年终，除薪水、车马费外，利用职权自支酬劳银5000两。
第二，1923年因招商局经营亏损，由李国杰经手，向汇丰银行借银500万两，记载中明确没有中介费用，但却开支酬劳银达20余万两之多，内中有一部分为李国杰本人所得。
此案最终经过当时的工商部、交通部参与，在招商局总管理处接收积余公司后，以行政手段解决。
后记
李孤帆与《招商局三大案》
李孤帆的籍贯、生平事迹未详。他在招商局长期从事内部审计工作。三个审计案例中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，都是他认真查出的。李孤帆将这三个审计案例详加整理，写成《招商局三大案》一书，于1933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印行。
在该书《序言》的开头，李孤帆就直言：“招商局问题，一整个的中国问题之缩影。”由此看来，在旧中国，假公济私和违法舞弊是普遍存在的。
述及撰写《招商局三大案》的动机时，李孤帆说：为了培养社会公众“对于贪污人员不妥协之精神”，此书很有公开发表之必要。李孤帆还希望他的查账方法，即“以现成之统计材料为经，历年之旧账数目为纬”，经过比较分析，以确定违法数额的审计方法，能够提供给查处贪污案件时参考。
（本文编辑 张文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