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国外先哲曾说过：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。但是，一个人真要学懂这门学问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20世纪30年代，一本《大众哲学》把这门“使人聪明的学问”从神秘的哲学殿堂上请下来，她用最通俗的语言，最贴近中国民众生活的视角，深入浅出地解读了深邃的哲学理论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送给中国民众。正如今天这本再版的《大众哲学》封页所说，这是“一本改变了无数人命运轨迹的书，一本影响几代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书，它告诉人们哲学并不神秘”。
回想起来，我最早读有关哲学的书还就是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。那是上初中时，从父亲装书的纸箱子里翻出的一本纸张都发黄的书。以后上高中，再上大学，都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。今天看来，可借用一句古话表达学习哲学的过程：少时学哲学如“管中窥月”，大学学哲学如“凭窗望月”，今天人近不惑之年再学哲学呢？顺下来应该是“庭中赏月”，可我实不敢这样讲。因为，无论从社会变迁还是个人生活经历讲，我都看到，学好哲学不容易，实践中用好哲学则更难。
以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——唯物论讲，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，也是每本哲学教科书首先要阐明的哲学理论。它的基本含义是，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产生意识，人的意识有主观能动性，可反作用于物质，但最终还是客观存在（物质）决定人的主观意识。学过哲学的人，都能正确讲述这一基本哲学原理。但是，实际应用呢，违背这一基本哲学原理的言行会不自觉地产生出来。
很多人应该还都记得三十多年前我们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，“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”，等等。这类曾经激动了六亿颗人心的豪言壮语，不正是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，违背了“物质决定意识”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吗？当然，历史的发展最终还要遵循客观规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党中央“拨乱反正”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，我们搞了改革开放，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回到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轨道上来。
可是，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也不是一帆风顺。大方向是回到了“唯物论”，但有些具体问题还是存在“主观意识”能否超脱于“客观存在”的争论。比如，对企业厂长、经理要不要实行“年薪制”问题，就在学术界争论了十多年才有的定论。反对者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，国有企业厂长、经理都是共产党员，应该凭政治觉悟为党的事业工作；赞成一方强调，没有一定物质奖励和激励机制，不可能真正调动起绝大多数厂长、经理的积极性。最后出台的政策是要建立激励机制，并将激励与约束机制共同建立。回顾一下，我们的激励机制也是逐步建立和深化的。改革开放初期是恢复“奖金制”，后来又搞“承包奖励兑现”，到现在深入到建立“年薪制”、“股份期权制”等。我们将改革开放中遇到的这些问题，归结到哲学上，仍是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的关系问题。实践证明，脱离客观物质基础的主观意识要求是不现实的。
革开放二十多年历程还告诉我们另一个哲学原理：事物的发展道路不会是笔直的，它总会在曲折中前进，螺旋式上升。
真正学好、用好哲学原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大到国家建设如此，小到每个人的现实工作、生活也是如此。哲学的另个重要基本原理是辩证法，简而言之，它要求我们看待客观事物要“一分为二”。但在现实中，真正能做到“一分为二”的人不多。工作中不顺心了，与同事发生了矛盾，对领导有意见，在分析原因时，于是有些人或深入分析对方缺点，或将一切归罪于客观环境，就从不深刻检讨自己。其结果只能是与同事矛盾越来越深，对领导意见越来越大，自己的心情也越来越郁闷。不能“一分为二”地分析，是有些人习以为常的方式。
最近，我读了一本美国人写的书《学习型组织》，这是一本目前在中外企业界较流行的、以新的理念指导企业管理的书。书中讲到，多数人在失败面前，总是强调客观原因，不分析自己的不足，此书管这一做法叫“归罪于外”，并称其为人的“心理智障”，即自己增长智慧的障碍。难道不是心智的障碍吗？不能“一分为二”地分析矛盾，就找不出自己的不足，自己也就不能变得更聪明。“归罪于外”总是很容易，而自己找出自己的不足，确实是件困难的事。不过，只要我们有“一分为二”哲学态度对待人生，找出自己的不足也是容易办到的。可以虚心向别人请教吗。只要心诚，我们就会找到一面镜子，照出自己的不足。如此，我们不仅可以求得智慧的进步，还会心理平衡，心情愉快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社会、工作、生活，方方面面看，虽然哲学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，但要真正通过学习哲学使自己变得更聪明，还要不断的学习。学好哲学是一方面，关键还是要用好哲学。
2003年2月8日